我能看见状态栏 第457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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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等待排队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排队的同时，孙立恩等人仍然需要先维持住于新的生命体征。让他在有命可以等待移植的同时，也要尽快把他身体里的乙肝压制回去才行。

接受器官移植后，患者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而这样的药物会直接抑制人体的免疫水平。如果他的乙肝还在活动期，那服用抗排异药物就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器官移植医生也不可能为他进行移植手术。

反正现在ecmo不要钱，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没有人等着于新尽快康复或者……死去，然后再用他的病床来接收患者。

孙立恩有充足的时间和弹药，来打一场对病毒的歼灭战。只要能干掉乙肝病毒，那于新就还有活下来的希望。

当然，这绝对不是什么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医生们现在能用在于新身上的药物非常有限，传统的抗病毒药物中，同时可能对于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效的就只有干扰素。为了控制他的干扰素摄入，医疗对目前的治疗策略是同时对于新进行干扰素吸入和注射治疗。

第1061章 决策

治疗急性期的乙型肝炎，主要有三种手段——干扰素、核苷酸类药物和免疫抑制药物。其中，干扰素其实是使用相对较少的药物种类。

和核苷酸类药物如拉米夫定、阿德福韦、恩替卡韦等等广泛用于乙型肝炎治疗的药物相比，干扰素有着更加窄的用药范围和用药时机。乙型肝炎一旦进展到了肝硬化的失代偿期，那么干扰素就必须禁用。

干扰素能够增强免疫反应。但在乙型肝炎导致肝硬化进入失代偿期时，肝脏内病毒载量极低。而长期反复的损伤会导致免疫系统攻击肝脏，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发生。因此，在这一阶段，治疗乙肝应当使用的反而是免疫抑制药物+核苷酸类抗病毒药，而非能够增强免疫反应的干扰素。

虽然于新的肝脏症状很严重，但根据医生们的判断，他并不属于严重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之所以不马上使用核苷酸类药物，主要是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考虑——目前推荐的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中，包括阿昔洛韦、洛匹那韦等在内的多种药物理论上均属于核苷酸类药物。而这些药物在临床使用中，可能会导致包括肌酸磷酸激酶增高、横纹肌溶解、以及炎症反应等等不良反应。而这些不良反应所造成的结果，都需要在肝肾中进行代谢。

已经有了肝肺功能不全，如果再加一个急性肾功能不全……于新可真就离死不远了。三个器官出现衰竭，患者的死亡率会直接飙升到90%以上。

对于活动期乙型肝炎，一般建议联合使用多种核苷酸类药物进行治疗。而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不建议同时使用三种以上的抗病毒治疗手段。因此，在于新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矛盾局面。

如果要治疗活动期乙型肝炎——尤其是严重到于新这个程度的——那就需要至少使用拉米夫定、干扰素、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的治疗方案。而这种方案对于于新风险有些太大。

他的双肺已经不行了，肺移植是唯一的至于手段。于是，现在的治疗目标是保肝和抑制乙肝病毒。并且还要防止其他器官继续出现衰竭和损伤。

“我觉得还是要用抗病毒药，至少要用上拉米夫定或者人免疫球蛋白。”在讨论会议上，周策提出了对现有治疗方案的调整意见。“咱们现在已经是在战略放弃双肺了，那就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肝脏才行。”

周策的意见得到了布鲁恩的赞同，“对患者进行器官移植，首先要保证他的体内没有处于活动期的乙型肝炎。”

“但是核苷酸类药物会增加患者出现肾损伤的风险。”孙立恩仍然有些迟疑，“新冠病毒感染本来就会增加患者的肾损伤风险，三联疗法广泛使用crrt也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

多器官衰竭患者的死亡风险会随着器官衰竭的个数增加而迅速上升，这是一条公认的事实。医生们在应对单器官衰竭的患者时，往往会加倍谨慎以防其他器官也出现衰竭。一旦出现三器官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就会飙升到一个没有人可以接受的地步。

“肾脏衰竭的问题，可以用crrt或者透析处理。只要我们赶在相关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预防性透析就行。”周策提议道，“乙肝是自限性疾病没有错，但这也要分情况。他的乙肝爆发是因为之前用了托珠单抗，而患者病史记录和入院的传染病五项中，乙肝记录都是空白和阴性。这就意味着他应该是第一次表现出急性感染，而之前只是阴性的乙肝携带者。”

“这样的患者想要依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把急性感染压制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能，也需要很长时间。”马永芳皱眉道，“我也同意周医生的意见，现在有ecmo和人工肝脏支持，进行预防性透析就行。如果不尽快清除掉乙肝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他不可能获得移植的机会。”

“这是一场豪赌。”就连伯纳德医生也站在了周策这边，尽管他的意见更加纠结一点，“要么患者能够在短时间内清除病毒等待移植，要么患者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多器官衰竭。说白了，这是在赌他能不能短时间内转危为安……”伯纳德犹豫了半天之后说道，“如果一定要选，我觉得还是主动出击比较好。”

自己的团队和自己意见不同，孙立恩也有些犹豫。

作为治疗组的主要负责人，孙立恩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对患者的生命安全考虑。不管是中央还是省级乃至地方卫健委，大家都在反复再三强调压低死亡率的问题。这不光是一个专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在已经有了充足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医生们有能力，也必须去和每一个病例仔仔细细掰手腕才行。

从一个月前开始，所有的死亡病例都需要拿到专家会议上仔细讨论。之前的死亡病例比较多，大家主要的角度都是在寻找新的治疗切入点。而随着最近的病亡患者数量快速减少，病例讨论会已经快成了“大家来找茬”了。

每一个治疗决策，每一个具体步骤，甚至到每一次的患者检查结果变动，专家组都会一次又一次的询问负责治疗的医生，“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以及“你既然都做了为什么患者还是没有抢回来”。

这种死亡三连问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扛得住。

不管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为了患者生命负责，孙立恩都不打算把于新搞成死亡病例，然后拿到专家会上去讨论一番。

“这种事情和家属谈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徐有容的态度更加明确，她对孙立恩严肃道，“你得尽快做决定了——是继续这么保守治疗下去，还是和传染病院的医生讨论，开始更加积极的治疗方案。”

第1062章 点名

积极的治疗方案是当下医生们为于新争取一线生机的唯一机会。当然，这确实是一场豪赌。一场以于新生命为赌注的豪赌。赌对了，他也许还有机会等器官移植，要是赌输了……这一家人很可能连于新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现在还在封城阶段，解禁之日遥遥无期——至少得等到0新增之后再过十几天，云鹤才有可能迎来解禁日。

而于新……很可能等不到那一天的到来。

“治疗方案……麻烦周医生你去和传染病院的医生沟通一下治疗方案吧。”孙立恩琢磨了很久，然后做出了决定，“给他上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继续维持康复者血浆注射和干扰素使用——现在最优先的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但治疗乙肝也得加快脚步了。”

孙立恩偷了个懒，他把治疗方案交给了周策去协调。当然，严格来说这也算是专业对口。毕竟一旦开始进行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那就必须对肾功能严防死守，让肾内科出身的周策去负责这算是最合适的选择。

孙立恩做出了最终选择，这个选择是他作为医生、作为一个从宋安省赶到云鹤支援的医疗队员综合了现有条件后，作出的最有利于患者的选择。

就算之后遇到了夺命三连环提问，孙立恩也能给出足够有力的解释——这确实是让于新活下来的唯一方案。如果继续拖下去，他的身体在ecmo和持续人工肝替代治疗下面临的感染风险太大。一旦出现继发感染，那就万事休矣。

做出了决定之后，孙立恩的工作就基本已经到了头。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孙立恩对自己的定位一向非常明确——当人们不知道应该寻求什么样的专业人士帮助，或者专业人士没有意识到现在轮到他们大展神威时，他就应该介入进去。

让专业人士来处理乙肝，让专业人士去防范可能出现的肾衰竭。孙立恩现在的任务是，积极参会，和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医生们交流经验。

国内的疫情情况，尤其是云鹤的疫情情况已经有了巨大好转。但和国内疫情大幅好转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国外的疫情正在大肆蔓延。10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至少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病例，目前全球累计确诊32926人，其中871人死亡。

意大利、伊朗和韩国已经成了中国以外的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累计确诊一万多人，伊朗八千人，韩国七千七百人。而这些地方和中国的经贸往来相当频繁。尤其是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韩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接为国内防控疫情带来了巨大挑战。

好在韩国政府的管控措施跟进速度很快。宗教活动被一律禁止和叫停，青瓦台甚至直接向那些一直坚决反对管控的宗教组织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么停止活动，要么被政府直接取缔。极个别宣称信仰能够治愈病毒的宗教人士甚至直接被逮捕。

在韩国政府的快速反应下，目前的韩国新增患者人数逐渐呈下降趋势，每天的新增人数正在逐步下降。但仅仅推迟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时间、禁止首都市中心集会、关闭老人福利设施和综合社会福利设施等等手段，是否能够彻底阻止病毒传播……仍然是个未知数。

而意大利和伊朗的情况更令人担心。意大利作为欧洲发达国家，医疗水平和检测能力都远超伊朗。而意大利方面已经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他们宣布将在今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令，并且将所有学校的停课时间延长到4月3日。而促使他们做出相关决策的，则是高居不下的病死率。

意大利目前的病亡率已经飙升到了6.2%左右，甚至还有进一步升高的趋势。而相比较之下，伊朗的病死率却只有2.9%。这个数据对比很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