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香氤（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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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之初，上海只有专做中式服装的苏广成衣铺。随着外商沙船邮轮来沪日渐增多，黄浦江沿岸一带就有不少中式裁缝上船为洋人修补洋服，并在拆洗和修补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洋服的缝制技术。

人们把这些拎着包裹和缝纫器具到外轮上兜揽加工洋服生意的人称作“拎包裁缝”或“落河师傅”。

拎包师傅们逐渐在四川北路一带开设了不少洋服店，专为外侨和洋行职员、富家子弟缝制洋服。上海第一家有相当规模的洋服店，是开设在四川北路8号的“和昌洋服店”，它以承包租界工部局的制服而享誉沪上。

由于社会上大部分人仍以穿中式服装为主，因此为了区别起见，便把专做中装的苏广成衣铺称作“本帮裁缝”；把专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称作“红帮裁缝”；此外，还有专做布类制服的“大帮裁缝”；统称“三帮”。

又由于洋服店是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又以“奉帮裁缝”人数最众、技术最高、势力最大。

南京路上最早出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洋服店，是1910年由奉化江口镇人王财运开设在西藏路拐角处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拥有8开间街面楼房。铺面经营零剪呢绒和定制加工西服；二楼经营批发业务，内设工场，共有从业人员近百人，全部资产达10万银元之巨。

王财运的父亲王滨谟原系中式裁缝，后东渡日本学习洋服制作技艺。王财运子承父业，他的门生也都是家乡子侄晚辈，后来，这些门生又各自自立门户，如王才兴、王和兴昆仲开设的“王兴昌”，王辅庆开设的“王顺泰”，王廉芳开设的“裕昌祥”，王丰富、王丰来开设的“王荣康”，王士东开设的“汇利”等洋服店。

由于这些洋服店都开设在南京路，故有“南六大户”之称。此外，王财运门生在闹市中衢其他路段开设的洋服店还有王继陶的“汇丰”，王正甫、王介甫的“洽昌祥”，王增表的“开林”等。

一个服装公司，设计、裁剪、制作都是关键，刺绣则是锦上添花。孟水芸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定制一套面料高档，款式新颖，做工精细的高档西装，工价也比较高，做一件西服往往要七工人工，行内称为“七工师傅”。

这七道程序所涉及的师傅都需要是技术高超之人。

除了西装，中山装，长袍马褂这些常见的男装，女装则更繁复，需要的人工则更多。

既然定位高端人群，高端定做，自然要寻业内顶尖人士。

自己这样一个门店不大，刚刚起步的小公司如何能竞争过众多大型的服装公司呢？

孟水芸陷入深深的烦恼中。

思索良久，这个做事一板一眼的女子决定先从人工着手。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一个手艺精湛的“奉帮裁缝”王云甫因为腿疾赋闲在家。

自己何不去拜访邀请这位老师傅出山？

……

王云甫是王财运的门生，一年前也曾开过洋装店，由于为人耿直得罪了英租界的几个巡捕，在遭受了一顿暴打后，洋装店被捣毁。

连续几次拜访，这位自信心深受打击的老裁缝均推托身体不适，予以拒绝。

第六次拜访时，孟水芸将自己设计的几件衣服的设计稿带在身上，尽管王云甫不言语，但孟水芸执意将设计稿取出一一摆放在桌子上。

这个热爱服装的老人家终于按耐不住，仔细地看着这些设计稿。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你的这个设计中衬料的使用存在很大的问题。”

王云甫又拿起一张设计稿，认真道“旗袍的设计应以体现浓郁的中华民族服装特色为主，传统的旗袍的设计都在领口上做文章，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或领子越低越‘摩登’，或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

我倒认为在袖子上可做更多的改良。短袖，长袖，镂空袖，纱料袖……”

王云甫侃侃而谈。

许久不见孟水芸言语，王云甫有些诧异。

孟水芸微笑地拍了拍手，陆师傅和林纪香两人走了进来，陆师傅怀里抱着一副崭新的拐杖，林纪香则推动着崭新的轮椅。

王云甫感动地点了点头，这样一个耐心，细心的女子多次拜访，求贤若渴，自己怎么能多次拒绝呢？

缝制呢大衣、西装和茄克衫的师傅被称作“硬货师傅”，也叫“黑货师傅”。王云甫正是一位手艺精湛的“硬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