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3章 政制之辩（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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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秀石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统领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此言极当。”孙海涵说道，“东土历史久远，君王独专，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被西人完全忽略，如我东土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以满脑此等思想之民，骤行西国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听了孙海涵的话，李昱不由得暗暗点头。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孙海涵对东土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大小“公仆”，平日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百川所言极是，以东土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东土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独专君王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统领，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梅文俊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王乍去，中枢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独专，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筅者，无不反而主张独专。今西方诸国虽有筅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筅，然而立筅者其形式，独专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筅，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府采用独专精神，则西土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梅文俊的话，孙海涵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梅文俊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东土之共和，非独专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东土之共和，非立筅所能治也。因立筅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筅；盖立筅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西方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东土，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他乡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君王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君王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筅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东土之贤君矣。即令醉心筅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西土昔之立筅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筅政之举；盖亦知以立筅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君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君王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或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

此时的梅文俊并不知道，他刚才话里所担忧的事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梅文俊也不知道，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远见，改变了现在这条战船上所有人的命运。

“秀石曾言，今日之东土，欲求富强，先求立筅。欲求立筅，先求君王。而此君王，则非东土三代以后之君王也。”孙海涵说道，“而必有此等君王，才有去‘父母政府’思想之民。”

“不错。立筅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君王以及百姓，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则国可富强。而在立筅国，则富强实为易事，而谋国者难莫难于立筅之初，易莫易于立筅之后。初立筅时，官吏犯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长车搁之于辙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辙道，则机轮一转，奔驰畅行矣。我百姓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筅之难已耳。立筅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筅者。而欲求立筅，先非求君王不可。”

“西土多国皆为共和，亦复皆行筅政，则东土于共和国体之下，实行筅政，怎么就不行呢？”孙书瑶听了梅文俊的话，问道，“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变君王呢？”

“试问书瑶小姐，西国民众，有举兵以争大统的事情吗？”梅文俊笑了笑，反问道，“我想书瑶小姐知道，没有。我还想问书瑶小姐，为什么西国民众没有的事，而我国却有呢？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和百川说的，东土民众在这方面，是不及西国民众的呢？”

孙书瑶没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曾经和兄长争论多时的她，现在显然认同了梅文俊的说法。

“故非如今日独专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筅政者，求治之具也。东土将来竞争大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君王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统为君王，使一国君王，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东土先贤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东土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君王有一定之人也。君王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筅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王之后，未必遂成立筅者；予以为不改君王则已，一改君王，势必迫成立筅。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筅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王以后，全百姓民又思望治，要求立筅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君王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筅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王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筅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筅政为归。故自此而言之，非君王不能发生筅政；自彼而言之，又非筅政不能维持君王也。若谓立筅之制，君王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王所能甘，是则终无立筅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独专之主，而树功德于民等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曰；不如确立筅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至哉斯言。”孙海涵笑着看了看被梅文俊说倒了的妹妹，在心里也禁不住佩服梅文俊的辩才。

“适才秀石所言，小妹已然折服。”孙海涵笑着说道，“我在家里，总是说不过她。”

“女子重情不重理，和女人讲理，其实是很困难的。”梅文俊呵呵笑了起来，“不过好在书瑶小姐还是比较讲理的。”

“她的观点，受时下一些文人的影响，有时不免失于偏激，象她对西国政制的观感，就不无偏颇之处。”孙海涵笑道，“其实东土海滨诸国之政制，如东瀛，南海，西越，可圈可点之处不少，并非象某些无聊文人所描绘的那样，一片漆黑，毫无是处。”

“百川说的是，东瀛若非如此，是绝无力量敢向大成叫板的。”金飞虎说道。

可能是发觉到了自己在这个场合谈这些有些不太合适，梅文俊看了看孙海涵兄妹，没有再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

此时的他，在心里已能够确定，自己已经摸到了对方的底。

“上一次来得急，没有好好的看看高俪南方的风景。”孙海涵向海面望去，看到远处的一座还在冒烟的海岛，有些感慨地说道，“惜乎这一次，无限风光，都给东瀛贼寇的炮火毁了。”

“只要天下安泰，这些给炮火毁了的东西，还是都可以重新建起来的。”崔玉宸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