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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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毅笑道：“现在也不晚，昔日三宝太监下西洋之时，欧洲尚不知航海为何，只要我们能够改变观念，目光放远，终会扬威海上，与欧洲诸国并驱。”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三十四章 宣战（上）

这一段时间当然并不只是与荷兰进行交涉这么一件事情。

就在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商毅以靖北王的名议，连续下达了两份诏书。

第一份诏书是正式宣布，南京政府将进行全面北伐，以收复失地，击败清廷，恢复汉统为目标，这也表示商毅正式向天下宣布，南京政府向清廷宣战了。

宣战本身只是一个形式，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在中国历史上，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之前，由其是对异族国家的战斗时候，一般都会发一份宣战诏书或檄文，表示己方发动战争的理由，宣告自已是正义的一方，不仅可以在道义上占居主动，而且还能鼓舞军队的士气，和民心的支持。

不过商毅是以自己靖北王的名议，对清廷宣战，则又有另外一层意恩。因为只有国家对国家，才能进行宣战。

虽然这时商毅已经称王快两年了，尽管在南京政府内部都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商毅还很少以靖北王的名议，发布过什么命令、诏书。在南京政府内部一般的政令都是以内阁名议发出，而军令都是以统战部的名议发出，虽然所有的命令，都必须得到商毅的批示才能生效，但除了高层官员的任命之外，商毅基本没有使用过靖北王这个名号，来发布命令。

这是因为一来商毅并没有正式称帝，只是一个王爵，而且在名议上，自己这个王爵还属于南方三个南明朝廷的下属，因此尽量少用王爵的名议发号施令，在形式上，也表示自己并没有越暨，在南方三个南明朝廷中，也好说一些，虽然商毅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但在和清廷进行决战之前，还是尽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臭。

另外一方面，商毅也是在为以后的国家体制考虑，其实就商毅本人的意愿来说，他毕竟是民主和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没有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之类的野心，如果条件许可，他肯愿意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且君主制的国家。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了，共和在目前的中国，根本就走不通，因此只能采用君主制，做为国家体制，肯定不会采用旧式君主专制的体制，而是釆用君主立宪制。

当然在国家成立的初期，商毅不会全面将权力下放，但在国家日常的行政制度上，还是以内阁为主，国家的行政命令，应该是由内阁的名议发出，自己只付责所有政令的最后把关和控制，但并不直接下达行政命令。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君主制，大体类似十九世纪的德国威廉王朝，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说，和明朝实行的票拟，批红制度也差不多。

但这一次商毅非常高度的以靖北王的名议对清廷宣战，不仅是传给清廷，同时也传谕南方的三个南明朝廷，也是向天下正式宣布，南京政府己是一个正式的政权国家机构，而不在其他势力的臣下。

如果说宣战，还只是一个像征意义，那么在宣战之后的第二份诏书，则更俱有实际意义。

第二份诏书主要是针对清廷，首先历数了清廷的罪行，又以几年来中华军对清廷的胜绩，表示清廷必败，南京政府必胜的结果。同时以北京暴动、北方农民纷纷举义为例子，号招在清廷治下的百姓配合中华军的战斗，揭杆而起，反抗清廷。

而诏书也针对降清的原明官员，包括清廷所有关内的汉族官员，以及所有清军中的汉族军兵在内，要求他们看清形势，认清大局，不要再跟着清廷走了，自绝于天下，而是要争取反正立功的机会，弥补自己的降清错误。

同时在诏书的最后，还列举了几种反正立功的例子：

从诏书下达之日开始，弃清南归的文武官员都可以算反正立功，南京政府将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并且将根据实际情况，受予他们一定的官职，如果带来凊廷的重大情报，或是带过来军队，以及抓住清廷的重要官员、宗室成员等有其他功劳，还可以增加奖励，如果不原为官，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而在开战之前，如亲能够策动带领军队归顺，献出自己防守阵地或城池，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重要将领，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等，称为战前起义。可以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将根据所立功劳的大小，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的重要程度，在中华军中任职；并且可以保留部份军队，其余接受中华军的整编；不原为官，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尚未明显分出胜负的时候，能够策动带领军队归顺，献出自己防守阵地或城池，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重要将领，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等，称为火线起义，可以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并且将根据所立功劳的大小，在中华军中任职，但不能保留军队，原有军队，必须全部接受中华军的整编，不原为官，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在战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胜负时候，不在继续负隅顽抗，能够策动带领剩畲军队归降，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顽固将领，能够减少中华军的损失，称为火线投降，可以不作为俘虏对待，并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但投降的军队，必须全部接受中华军的整编。

尽管在这份诏书发布的时侯，中华军在山东战场上，正处于第一次战役结束，而第二次战役尚未开始的时候，华军在战场上尚未取得明显的优势。

但在这个时候，北方连续爆发反抗清廷的农民起义和原明将领的反正，不仅牵制了清廷的大量精力，而且也造成了清廷的人心动荡，和社会不安，有不少人都能够看出来，现在的清廷在与南京政府的对抗之中，已经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因此山东战场的结果，并非绝对重要的。另外商毅已经决定，在襄阳一线，发动南阳战役，以配合山东的进攻，他也相信中华军在未来的战斗中，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商毅向清廷发布这样一份内容诏书，煽动清廷的汉族官员、将领反正、投降，无疑是将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一些心怀异心的汉族官员在这个时侯，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也可以瓦解清军当中，关内汉族士兵的斗志。尽管清廷并非是以关内汉族士兵为主力，但如果在战场上，两军对持的关建时刻，有一支汉族士兵的投降，献出其所守的阵地或城池，对一次战役来说，绝对是一个十分致命的打击。

清廷本身，其实还是实行的部落政治，排外情绪本来就很重，而现在满汉矛盾对立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在这份诏书发布之后，清廷对这些汉族官员也会更加猜忌，这样一来，也能进一步加深清廷内部的矛盾。当然也正是商毅的目地所在。

不过巧合的是，就在这两份诏书正式发布之后，山东军区就一直告捷不断，胜利几乎是接蹱而来，相续攻克兖州、济南、东昌等地，不仅基本占领山东全境，而且还俘虏了阿巴泰、岳乐、李率泰这样的清廷重臣，则使这两份诏书的正式发布更显得有意义。

而在山东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整个南京各界也是一片欢喜，虽然这几年来，中华军也连续在海外取得胜利，如打服日本，收取吕宋，但在绝大倍份民众的心里，只有在对清廷的战斗取得的胜利，才是真正价值和重大意义，因此南京、杭州地区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庆贺这次关建性的重大胜利，远比以前要热闹得多。

另外一些熟知经史的人都知道，在大明开国的时候，就是以南京为都，先取的山东，然后才进取北京，驱逐蒙元，遂有天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方建立的政权，击败北方政权而夺取了天下的例子。而商毅现在显然是正沿着这一条由南向北，统一天下的历史道路上前进。

既使是抛开历史的巧合来说，山东地区在中国所处的战略位置，在目前南北对持中的战略作用，南京政府的大多数人也十分清楚，因此取得了山东之地，这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对清廷的战斗中，取得关建的战略主动权。独一天下，开朝立国，并不在是一个期待或是希望，而是变得实实在在，伸手可及了。

而且现在中华军已经开始发动南阳战役，清廷的内乱尚未平息，因此也有不少人都已经在估算，南京政府会在多长时间，攻入北京，取得全面的胜利。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三十五章 南归（上）

而在南京参政院里，如吴甡、史可法、黄宗羲等这些明朝的遗老遗少们，也都同样十分高兴，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众人基本都已经默认了，明朝已经不可复兴，一个新的王朝，即将来临的事实。

不过正如顾炎武所讠，王朝的新亡更替，都是历史常见的事情，并不足为奇，只要不是被异族所占，那就只是亡国，而不是亡天下。而且从商毅的许多做为来看，虽然和中国传统的明君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确实比明朝最近几任的皇帝要强得多，确实有几分开国之君的气度和风范。

事实上真正肯为明朝效死忠的人并不多，而且从能够驱逐清廷，恢复汉统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另外有一些还存有功名心，又没有太多原明负担的议员心里也在盘算，新朝建立之后，商毅会如何处理参政院，是会继续留用，还是解散，如果留用，政参院会在新朝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而如果解散，那么自己又是否能在新朝中弄个一官半职。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在山东杀了孙之獬举手加额，欢庆不己。虽然说清廷施行剃发令，其实是势在必行，孙之獬在其中，顶多只是起了一个催化作用，无论有没有他，清廷早晚都会下令剃发，但既然是孙之獬当了这个出头鸟，自然也就承担了几乎所有汉族人的怨恨情绪。由其在本时空里，清廷不并没有取得全国的统制权。因此许多人都觉得孙之獬之死，实在是大快人心。

顾炎武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开心，特作一首《淄川行》，作为庆贺：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同时商毅也是在这个时候做出视察山东战区的决定。

而商毅决定要到山东去视察，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山东是他起家的地方，在这个时空里，山东就等于是他的家乡一样。而山东军区的成员，大部份都是他最初的旧部，但自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从北京转回时经过山东之后，商毅就再也没有到过山东了。而在占领了山东全境之后，山东军区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趁着现在山东取得大捷的时机，商毅返回山东视察，一来也算是回乡去看一看，同时也是鼓舞山东军区的军心士气，让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商毅去山东还有一个私人目地，上一次叶瑶瑱向他提到，和周家联姻，将商莞和周少桓的儿子订亲的事情，虽然商毅当时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说死。这次去山东，正好可以看一看周少桓的儿子长得什么样子，至少从外形上来说，和商莞般不般配，也算相一下自己可能的未来女婿。尽管在女儿长大之后，商毅最终还是会把她的婚姻决定权，交给女儿自己做主，但这并不妨碍商毅为其他人制造一些机会。

当然要将山东的行程推到一个月以后的原因是，现在中华军湖广军区正在发动南阳战役，并且这时已经进行到了战役的关建时刻，统战部已经从南京军区抽调出一个军的兵力，进驻湖广参战，攻取南阳，也是南京政府向清廷发起全面进攻的另一个关建战役，因此商毅必须等到南阳战役结束之后，再进行自己到山东检阅的行程。

而在这段时间里，南京方面也没有闲着，一方面在紧急准备、调动各种军用物资，组织征调民役，分别送到各个军区战场，支援各线的战斗。另一方面也在加紧宣传动员工作，各个工厂里都在加班加点的赶工生产，一切的生产资料都要优先供应军队使用。

另外就在这时，出现了第一个从清廷反正，投奔到南京政府来的原明官员。

连商毅也没有想到，宣战诏书发下之后，这么快就有了效果。原来还以为致少要等三四个月，现在连一个半月都没有，而这个人更是商毅没有想到的，就是原弘光朝廷的礼部尚书，东林魁首，文坛领袖钱谦益。

其实钱谦益这次反正南归，并非是完全出于民族气节、道义，是有很复杂的原因和背景的。

原来钱谦益自从降清之后，一直都过得很不如意。本来按他的想法，自己是南明重臣，东林魁首，又是南方文坛领袖，投清之后，应该得到重用，而且在当时，清廷的气势也很足，刚刚攻克了南京，大有一举席卷整个南方，一统天下之势，因此在降清的初期，钱谦益确实表现得非常积极，清廷在占领南京之后，发布的对南方劝降公告，就是出自钱谦益的手笔。而他的态度，也确实影响了一些原明的官员和文士。而且在清廷下达剃发令的时候，钱谦益也没作任何抗争，十分顺从的就剃了发。

但钱谦益却没有想到，在清廷仿佛是达到了顶峰之后，立刻就开始跌落下来，从此之后诸战不利，在一年之后，南京也得而复失，在商毅收复南京之前，钱谦益已经被清军送回北京，在清廷出任礼部尚书。

到这个钱谦益还并没有反正南归的意图，一来是这时的天下大势，和四百多年以前，金宋对持的时代差不多，中华军虽然在军事上占优，但商毅毕竟不是正统，而南方又四分五裂，因此钱谦益认为，这种局面会维持很长时间，清廷还会稍占优势。二来这个时侯钱谦益己被清廷任命为礼部尚书，对清廷还抱有不小的幻想，觉得就这样在清廷为官，也不错。

只可惜好景不长，清廷本质还是一个部落朝廷，在政治上非常狭碍，对汉族不仅十分防范，而且也分了三六九等，最受重要的，当然是辽东汉人，其次是在北京投降清廷的汉人，而南方归降清廷的汉人是最不受重视的，因为在清廷看来，这帮人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清廷，并不直得信任。因此仅仅只过了四个多月，钱谦益就被清廷免职。一切的梦想也都落了空。

就有这时，随后商毅在南京称王，收复长江六省，和清廷呈南北对持，不仅军力强大，而且政治开明，许多原明官员都已经依附于商毅的麾，大有新兴之气。而清廷在北方的统治因为推行的重满抑汉的政策，并不很得人心。由于这时钱谦益在北京闲居，反到能够接近底层社会，对民间的心态也有相当的了解，但这时他己心灰意冷，但也没有反正南归的念头，只想安安稳稳的了渡残生算了。

不过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却总是力劝钱谦益反正南归，虽然钱谦益也有所心动，但他也知道自己当年降清之举有亏大节，不知道南方对自己的态度如何，也确实不敢轻易南归。

而这时钱谦益是以无官之身在北京闲居，但北京是满族和辽东汉的天下，而钱谦益的亲友、弟子多在南方，并无权势，也常受满八旗的欺负，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株连，羁囚入狱，后来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积蓄几乎消耗一空，钱谦益才得以免祸。而在出狱后，钱谦益清廷被管制在河南汝宁府，而这时钱谦益对清廷已经十分不满了，终于在暗中遣心腹家人偷回南方，寻找昔日亲人，询问南京政府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或者帮助自己周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