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冤案（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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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是指洪武帝诛杀宰相胡惟庸事件，随後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此案牵连甚广。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丝毫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其上呈与皇帝。从此中国再无宰相一职。

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tai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十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

这就是所谓明朝四大案件的胡惟庸案，最近写了不少胡惟庸，一些书友们就问我，胡惟庸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谋反，还是朱元璋为了铲除宰相这个千年制度，而设置的套儿。

对于这个问题，小景最近也翻阅了不少资料，也找到了蛛丝马迹。胡惟庸案件记载最清楚的是在《明史•；；奸臣传》上，整个传记上，将胡惟庸谋反的起因、动机、活动、以及被杀过程都记载了下来，可谓详细，最后也写出了胡惟庸造反的罪证：“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传中只写胡惟庸谋反在联合了平谅侯费聚等人勾结边关人马，朝廷只是勾结了陈宁，坐镇中书省好里应外合，但尚未发动兵马谋反，就被人告发，被朱元璋一网打尽。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胡惟庸的谋反之状并没有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记载胡惟庸谋反的罪证，一切只不过是用了秦桧的招牌计量“莫须有！“

也许有的书友说我瞎掰，是不是瞎掰，这不是我说的算。《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但后来胡惟庸的罪状倒是像后世流传的故事一样，被人一层一层的传说，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来越大，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发现，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到后来胡惟庸简直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只要有事，你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而这些罪证，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纯属无稽之谈。

嘉庆年间编写《皇明吾学编》的史学家郑晓就说过：“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公诸狱未可知？“这句话说的比较含蓄，但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他不相信，当初李善长、胡惟庸、蓝玉的罪状，而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说得更清楚“其初狱亦何暖昧少证也，隐十年后发。”这就是说胡惟庸的谋反的罪证，还要等到十年之后才发现，可见这位老兄一点都不相信，还有明朝中期的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便是在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说：“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可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不过是“莫须有”而已。

看到这里，也许有不少人会问，不是还有一个离奇的“云奇告变”。这个足以说明一切了吧？

所谓的““云奇告变”在我看来，根本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传说，倒是多有记载，其中以《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不能达意。tai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见闻杂记》称“预知胡惟庸逆谋，力阻高皇帝行驾，死瓜槌下。”

这个传说，小景只想问一下诸位，一，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第二，胡惟庸并不蠢，既然已经要谋反了，行事必然秘密，埋伏也必然是绝密之事，想来纵然是有人登上了西城门的城墙，未必也能看到刀枪林立。第三，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这足以让人难以信服，第四，据《明tai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tai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

记载胡惟庸案件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明朝的官方史书《明tai祖实录》。修于建文元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这阵容不简单吧，而这部《明tai祖实录》可以算作是明朝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其中记录胡惟庸案件三次编修，都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作为一个太监，揭发胡惟庸谋反，这样的功劳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这就足以证明，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云奇告变，没有这一节，那么胡惟庸最有利的谋反罪证，从何而来。

就连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就是后来的清末的史学家谈迁，也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所以胡惟庸的罪状来自“云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状，谈迁的《国榷》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杀的前因后果。《国榷》是谈迁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书之一，书中说：“初，惟庸得上意，窃肆威福，横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馈遗亡算，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上怒，杀家人，窃责丞相，谢不知，乃已。又以中书违慢，数诘问所由，惟庸惧，乃计日：主上鱼肉勋旧臣，何有我耶死等尔，宁先发，毋为人束死……遂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乃遣元臣封续致书漠北请兵，又使指挥林贤通倭使，俾载精兵千人伪贡，及期会府中，掩执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则掠武库兵人海。惟庸因伪称第中甘露降，请上临幸，许之。会西华门内使云奇走告变……上悟，登西皇城楼而眺，顾见丞相第中壮士伏甲屏间数匝，亟发禁兵擒之。””戊戌，诛左丞相定远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凡万五千人。”…？“

对此，谈迁评论说；”胡丞相狷才窃柄，俾睨名器……第英主龙兴，手剪群雄，如灶上扫除，事且大定，而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觊专诸于窟室，冀聂政于东社，自非婴儒，其敢任之。”

这里也就说胡惟庸案时，胡惟庸最多“窃肆威福，横甚！“而已，所谓的《明实录》上的罪证，并没有证据。

据说，王国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洪武十三年，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和谋逆罪处死胡惟庸等人，而“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所谓胡惟庸“通倭”，“暴露”于他死后六年的林贤案。

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