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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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堂一夫说道:“我很想订购贵公司的机器,可贵公司的职员却不愿接受我的订单。”
“哦~~”徐天宝笑了笑,答道:“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没有开拓日本市场的计划。”
二阶堂一夫这下彻底没辙了,他的脸涨成了难看的猪肝色,“好吧,希望徐先生能回心转意。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的。”说罢二阶堂一夫又鞠了一躬,悻悻地离开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学熙这才上前一步,双手下压,原本有些喧嚣的会场,立即一静,从此也可以看出其在华北商界的影响力。
“本次国货展以提倡国货,提高国货技艺为宗旨,振奋工商界人士的士气和信心。让所有人大批知道,一切国货的种类与品质的改良,以国货来代替洋货。中国欲富强,非发展工商业不为功,而发展工商业之第一步,又非提倡国货不足以起衰救作弊,周某不才,希望乘此展览,国人益加发扬爱国精神,购用国货,农工商各业要奋起增加生产能力,各参展国商比较观摩之资,复足作竞进改良之导,希望大家能为国家增气,为国货增光~~~”
台下一片鼓掌叫好
周学熙微微扭头,低声对徐天宝说道:“振华啊,这次你们公司可算是为国人争了口气,在机器上面,这是咱们中国百年来第一次超过洋人。”
“托大人的福~”徐天宝笑着给周学熙戴了一顶高帽
周学熙笑道:“现在我可以带你进京了。”
“进京?”徐天宝一怔
“对,京城里有一个人想见见你!”周学熙笑了
徐天宝笑问:“不会是哪位大人吧?”
周学熙笑而不语
夏明顺插嘴问道:“东家,那这位陈先生的事情~!”
徐天宝答道:“陈联泰是中国机器界的老字号,我早有意向与陈老板合作。”说罢徐天宝走到陈濂川面前,要和他握手。
陈濂川久居广州,那里洋人多,陈濂川接触到的洋人也多,对于握手的礼节很熟悉,于是陈濂川也伸出右手,和徐天宝握手
“徐老板,想不到你这么年轻。”陈濂川笑道
98药方?
就在徐天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挫了日本人的威风之时,在美国的缅因州军港朴茨茅斯,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经过了长达25天的谈判后,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结束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日俄两国代表于8月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议和谈判。清政府曾分别向日、俄及其他各国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清政府还一度想参加和议,因遭到日俄双方的反对而作罢。日俄在议和期间,无视清政府的存在,对其声明不予理睬。
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东北人民在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惨遭兵燹之灾,丧亡无计其数。日俄两军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时,拆毁民房、毁坏民地、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国人遭难。仅海城杨家园子等21屯,地亩禾苗被毁1万余亩,树木被砍伐5万余棵。战后侍赈灾民即38413户。据俄军统计,俄军粮秣的85%取自中国东北,约90余万吨。清廷方面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约2万人,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
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也不得不承认,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中国人民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可是战争结束时,战败国沙皇俄国“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尼古拉二世语),却要中国人民去接受战胜者的宰割。
消息传回国内,许多立宪派人士关心的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失,而是为日本的战胜叫好。在他们看来,日本象征君主立宪,俄国象征君主专制。现在君主立宪的日本轻易地击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说明君主立宪制比君主专制制度更加优越。对于很多对西方政治略知皮毛的立宪派人士看来,这是驳斥保守派最有力的武器和证据。似乎中国之病,只需要这贴良药即可。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宪政的改革,就变成刻不容缓的事情。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的口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由于发生了9月份的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至今。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已获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铎代替。
所以,在周学熙带着徐天宝进京的时候,北京城里几乎人人谈立宪,各个说改良。
“袁大人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若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诸人,主持立宪,一定成尊主庇民之大绩~”
“我看未必,袁大人与铁良不和,欲借势以谋权罢了~!”
马车从街边走过,几句路人的私语敲好被徐天宝听见,他望向周学熙,周学熙说道:“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振华曾游学西洋,见识不少,说说你的看法,如何?”
徐天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道:“听说要见袁大人,我连夜书写了一份心得,希望能劳烦周大人转交。”说罢徐天宝双手奉上。周学熙郑重其事地接过信封,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徐天宝的意见,徐天宝点头,周学熙便拆开信封,打开里面的信纸,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周学熙出了一口气,说道:“人才啊!”说罢,周学熙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收回信封,又郑重其事地把信封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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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袁宅
二门内的花厅,摆着一张狮仙斗堂的八仙桌,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屋子里盘了地火龙,烧的暖融融的。一屋人众星捧月的般的围绕着一个矮胖子,屋内甚热,他穿着灰色长衫便服,一条粗大的辫子绕在脖子上,两道粗眉下是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谈笑间顾盼雄飞,通身的枭雄气宇。
“皙子,继续讲你的文章,我听着呢!”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坐在他左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长脸细眼举止动作潇洒风流,他是湖湘一代大儒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杨度。在他右边坐的,便是梁士诒。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
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大人方才问道,这中国如何能够富强……愚以为富国必先强兵,否则就像一个稚童怀揣金宝于闹市行走。而强兵又在教育,如日德例。德人曾说,他们与法人之间的战争胜负,早在学堂里就决出了。”杨度端起水晶高脚杯,喝了口葡萄酒。
袁世凯微笑道:“皙子所言,我又何尝不知道?你可知道,我主张废黜科举,可把天下读书人都得罪咯!”话虽这么说,但是袁世凯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后悔和畏惧。
废黜科举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对读书人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不过,好在袁世凯给他们留了后路,他通过创设各种学堂,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对于已经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做不同的安排:
30岁以下的,易于改行,让他们统统进入新式学堂深造。
35到50岁的可以进入速成师范之类的学校,将来毕业后也能当个教书先生糊口
50岁到60岁之类的,酌情给予一定的闲职,以示安慰
这种做法也一度遭人诟病,但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和震荡是巨大的,必须有充分的缓冲才行。
杨度继续道:“愚以为,以中国而言,国家富强之本,只有宪政!共和人人皆称自己总统职份,人多生僭越之心,你争我夺,永无宁日。以我国的国民素质来看,若无君主为万世法统,则宵小之辈必会觊觎总统大位,国将不国!”
后来,杨度把他的政治观点整理成一部打坐——《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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