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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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三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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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时间继续一天天过去——这是大自然最古老的手段，或许也是惟一的魔法，安迪变了，他变得更冷酷了，这是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词。他继续掩护诺顿做脏事，也继续管理图书馆，所以从外表看来，一切如常。每年生日和年关岁暮时，他照样会喝上一杯，也继续把剩下的半瓶酒和我分享。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

他继续打磨从运动场上找到的石头，但运动场变小了，因为其中一半的地在一九六二年铺上了柏油。不过，看来他还是找了不少石头来让自己忙着。每当他琢磨好一块石头后，他会把它放在朝东的窗台上，他告诉我，他喜欢看着从泥土中找到的一块块片岩、石英、花岗岩、云母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安迪给这些石头起名叫“千年三明治”，因为岩层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才堆积而成的。

隔三差五，安迪会把石雕作品送人，好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琢磨好的石头。他最常送我石头，包括那双袖扣一样的石头，我就有五个，其中有一块好像一个人在掷标枪的云母石，是很小心雕刻出来的。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石头，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每当我看见这些石头时，总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即使每一次只有一点点时间），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能做出多少事情。

所以，表面上一切如常。如果诺顿是存心击垮安迪的话，他必须穿透表面，才能看到个中的变化。但是我想在诺顿和安迪冲突之后的四年中，如果他能看得出安迪的改变，应该会感到很满意，因为安迪变化太大了。

他曾经说，安迪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交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抽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在这种季节，这天的阳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哈啰，雷德，”他喊道，“过来聊聊。”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他问道，递给我一块磨亮的“千年三明治”。

“当然好，”我说，“真美，多谢。”

他耸耸肩，改变话题，“明年是你的大日子了。”

我点点头，明年是我入狱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阴都在肖申克州立监狱中度过。

“你想你出得去吗？”

“当然，到时我应该胡子已经花白，嘴里只剩三颗摇摇欲坠的牙齿了。”

他微微一笑，把脸又转向阳光，闭上眼，“感觉真舒服。”

“我想只要你知道该死的冬天马上来到，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他点点头。我们都沉默下来。

“等我出去后，”安迪最后说，“我一定要去一个一年到头都有阳光的地方。”他说话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还有一个月便要出去似的。“你知道我会上哪儿吗，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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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三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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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齐华坦尼荷，”他说，轻轻吐出这几个字，像是唱歌似的，“在墨西哥，距墨西哥三十七号公路和仆拉雅阿苏约二十英里，距太平洋边的阿卡波哥约一百英里的小镇，你知道墨西哥人怎么形容太平洋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说太平洋是没有记忆的，所以我要到那儿去度我的余生。雷德，在一个没有记忆、温暖的地方。”

他一面说，一面捡起一把小石头，然后再一个个扔出去，看着石头滚过棒球场的内野地带。不久以后，这里就会覆上一英尺白雪。

“齐华坦尼荷。我要在那里经营一家小旅馆。在海滩上盖六间小屋，另外六间靠近公路。我会找个人驾船带客人出海钓鱼，钓到最大一条马林鱼的人还可以获得奖杯，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大厅中，这不会是给全家老少住的那种旅馆，而是专给来度蜜月的人住的……。”

“你打哪来的钱去买这么一个像仙境的地方？”我问道，“你的股票吗？”

他看着我微笑道，“差不多耶，”他说，“雷德，你有时真令我吃惊。”

“你在说什么呀？”

“陷入困境时，人的反应其实只有两种，”安迪说，他圈起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假设有间屋子里满是稀有的名画古董，雷德？再假设屋主听说有飓风要来？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人总是怀抱最乐观的期望，认为飓风或许会转向，老天爷不会让该死的飓风摧毁了伦勃朗、德加的名画；万一飓风真的来了，反正这些东西也都保过险了。另一种人认定飓风一定会来，他的屋子绝对会遭殃。如果气象局说飓风转向了，这个家伙仍然假定飓风会回过头来摧毁他的房子。因此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他知道只要为最坏的结果预先做好准备，那么抱着乐观的期望就没关系。”

我也点燃了根烟。“你是说你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我是预备飓风会来的那种人，我知道后果会有多糟，当时我没有多少时间，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采取了行动。我有个朋友——差不多是惟一支持我的人——他在波特兰一家投资公司做事，六年前过世了。”

“我为你感到难过。”

“嗯，”安迪说，把烟蒂丢掉，“琳达和我有大约一万四千元的积蓄，数目不大，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大好前程摆在我们面前。”他做了个鬼脸，然后大笑，“起风时，我开始把伦勃朗的名画移到没有飓风的地方。所以我卖掉股票，像一般好公民一样乖乖付税，丝毫不敢有所隐瞒或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