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为何结束（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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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为此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上溯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哪怕像毛泽东逝世这种结束“文革”的重要契机，如果离开了全局各方深刻的挤压、博弈以及演化，那么很可能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偶然，而非制度变革的必然。不仅如此，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全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研发和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民主”的党内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人道主义”的党内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一九六七年文）。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冷战政治双方都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1]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他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