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为何结束（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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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正如同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更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们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为他们乐意讲述的话题。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这毕竟使“下放”不太像惩罚，不过是浅尝困苦时的过敏和夸张。在更大的范围里，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也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精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已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方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凡是派”当时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

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灾难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怀疑和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迁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长长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强国的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之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自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之际，“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2005年7月

*此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开放时代》杂志与《今天》杂志，为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代序，已译成英文发表。

注释

[1]见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mikehead的连续报道文章及档案材料公布。